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张钊涵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金多多策略
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离去？之后是被记住亦或遗忘？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曾经说，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告别似乎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声音、文字与影像常给人一种还在场的错觉，悼念或许同样如此。
在今年的文化逝者中，一些人选择面对镜头，提前向世界告别：珍·古道尔鼓励我们在黑暗时代仍要保有希望，许倬云告诉年轻人往里走、安顿自己，要做“大写的人”。一些人并未留下遗言，却仍然沉默着参与我们的生活：万圣书园几经搬迁，总会悬挂着郑愁予的诗句；每个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都曾受惠于刘道玉的谏言；今天台湾流行音乐的样态，背后是杨弦的身影。
大S在年初意外离世，死亡似乎并不必然与老去相连，我们尚能通过翻阅无意间的谶语，期望她真的去到一个很美的世界。方大同与病魔斗争多年，他的离开牵动着那个并不遥远的“乐坛盛世”，何晴金多多策略和朱媛媛金多多策略则将人们拉回那个仍有“国民记忆”的年代。人们往往悚然于一代人的记忆远去，感叹自己“怎么也到了这样的年纪”，但意外随时可能到来，地球还会转动。
作为学者，陈昊在中年之前离去，我们叹惋他尚未展开的学术和人生，思虑“科学之为天职”的意义，布洛维的意外离世同样令人震惊引发哀悼，就像研究一样，生命本身似乎也是无法圆满的。
在2025年年末，界面文化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和文娱界人士。愿你健康、平安。
【华人篇】 徐熙媛（大S）
中国台湾演员、歌手、主持人、作家
1976年10月6日-2025年2月2日
一次采访中，大S的母亲形容她是“一个很ㄍ一ㄥ（gīng）的人”，在台语里意为“紧绷、死撑、放不开”，她的英文名字是“Barbie”，这似乎暗示了极端的自我控制和鞭策，十年如一日地与娱乐工业对“理想女性”的标准赛跑，甚至数度领先：1998年，与妹妹小S开始主持娱乐新闻《娱乐百分百》，节目切片流传至今；2001年，主演的电视剧《流星花园》开启了台湾偶像剧的时代，一举创下收视纪录；2005年，出版图书《美容大王》，两周内再版7次，总销量破80万册。
大S的一生几乎是透明的，从17岁出道到48岁离世，她的生命轨迹仿佛是一场不间断的大型真人秀，也是社交媒体的谈资。大S去世后，依然有许多人为她愤恨和不平，也有人称她是华语世界青年人未曾谋面的旧友，是流行文化发展的镜子，惋惜再难重圆。
今年10月的金钟奖颁奖典礼上，小S演唱了姐姐在三十年前作词的《姐妹情深》，当时她们的组合名还叫“S.O.S”：“徐熙媛 徐熙娣 最亲爱的姊妹/不怕苦 不怕难 紧握了双手/未来要走的路 也许会有些辛苦/我们绝不回头 往前走”。
李小江
妇女研究学者
1951年–2025年2月12日
1985年，34岁的李小江在郑州大学开设了中国大陆第一门妇女学课程，并着手主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丛书的许多作者日后各自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潘绥铭、戴锦华、朱楚珠……直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西来的女性主义与“妇女解放”达成了叙事上的和解与合流，李小江却拒绝了这次会议的邀约。此后，世妇会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图腾和界碑，李小江则兀自组织口述史研究、收集记录普通女性生活的展品，以及编书写作。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建成中国第一座妇女博物馆，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有400多件都是李小江收集的。文化研究学者唐凌称，李小江的努力刨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史料和故事走在“主义”的前面。
与一众明星学者相比，李小江因为“不识时务”显得寥落：她不曾加入党派，拒绝以“半边天”自况，但也并未滑向天平的对端，两次拒绝了来自北美的移民申请，始终与多元主义和互联网政治拉开距离，她不愿做振臂一呼的英雄，而更像是冷峻的怀疑论者。
李小江曾直言，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宁可把feminism当作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而不愿它是我的全部——就让我保留这一点自由吧，让我在我的不认同中保存一点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中的印迹。”
方大同
华语歌手
1983年7月14日—2025年2月21日
“时间不等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能深入理解时间的现实与虚幻。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转折和挑战，但我认为我们的目标之一应是以雅致得体的态度去走完生命之路。”
2005年，方大同以专辑《Soul Boy》出道，在专辑最后一首歌《认识你》之前，他留下了四分钟的空白，这是实体专辑年代独有的彩蛋，此后数字专辑大行其道，单曲付费和会员买断制让等待成为了历史。然而，方大同却以每年一张专辑的高产量，将“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盛世延长了数年，直至因气胸宣布暂停工作。2017年，他凭借《JTW西游记》获得台湾金曲奖，成为自张学友、陈奕迅以来第三位获得该奖项的香港男歌手。
过去一年，《才二十三》被大量在朋友圈转发，年轻的生命借此宣告自己的期待与迷惘，如今不免增添一丝惆怅。同张专辑最后，方大同在《没啥好说》中留下了隐晦的道别：“说过的话，美丽的夏，都过完了。”
陈昊
北京大学叉院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副教授
1983年–2025年4月17日
公众对陈昊的印象大多来自他去世报道的图片，画面中的他形貌俊朗、眼神清澈，“年仅42岁”，似乎自然落入了英年早逝的固定叙事，姓名不过是供人惋惜的模板。在友人回忆中，他衣品新潮、修饰精洁，喜爱旅行和美食，一度拥有互不交叠的小共同体，看起来与功利干瘪的学术界并不搭界。
2014年，陈昊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与同事共同发起了青年史学沙龙，独自承担了所有难题和杂务，最终举办三次年度会议并推动文集出版，这是学院体制中无足轻重的“公益”事业。陈昊曾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做学问最大的挑战是对抗精神的早衰，这是提前来到的中年，让人阅读和求知兴趣减退，权力感抬头。”
陈昊的遗作已于不久前出版，题目来自元稹为白居易写下的答复：“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
裘锡圭
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1935年6月–2025年5月8日
1952年，裘锡圭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对胡厚宣讲授的甲骨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古史分期正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他课后对胡厚宣说“听你的课真痛快，像吃梨一样！”当时古文书贵，普通学生很难负担得起，裘锡圭便整日在校园里读书抄书，一律钢笔小楷，在劳动间歇整理古文资料卡片，毕业后被分配至北大中文系做助教。当激进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他不曾踏出燕园，即便遭遇下放，也只是默背新华字典，劳动开会照常参加。
七十年代，裘锡圭先后参加了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和曾侯乙墓文字资料的考释工作。198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裘锡圭由授课讲义修改而成的《文字学概要》，至今仍是文字学研究的必读书目。由于常年伏案写作，裘锡圭晚年视力急剧下降，却仍以口述方式撰写论文，指导年轻学生，他曾说“如果我端一次架子，可能他们以后就不再和我说了，那得有多遗憾？”
朱媛媛
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1974年3月18日-2025年5月17日
1998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开播，收视率一度达到70%，朱媛媛在剧中饰演张大民的妻子李云芳，成为国民级演员的前一年，她刚从中戏表演系毕业。朱媛媛是少有同时活跃在电影、电视剧和话剧舞台上的女演员之一，她擅长用真实的生活体验打动观众，与她搭戏的倪萍曾经感叹：“她生动得让你觉得她不是在演戏，她就是在生活！”
对年轻观众而言，朱媛媛最亲切的角色或许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中抗癌少年的母亲陶慧，她在影片中说：“人活着，都会经历失去，我们都害怕失去。但是面对这种害怕，最有力的反击就是，认真活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郑愁予
中国台湾诗人
1933年–2025年6月13日
1933年，郑愁予生于山东济南，原名郑文韬，笔名出自《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他曾解释，相较“悲”与“哀”，“愁”更像是时间的流逝，是愿望无法实现。
童年时期，郑愁予随母亲一路躲避战乱，诗歌的启蒙也来自旅途中母亲教他背诗，直到16岁随家人从北京前往中国台湾地区。1952年，郑愁予写下《错误》一诗，“打马而过”“达达的马蹄”成为中文现代诗中最广为流传的诗句之一，被收入几乎所有华文课程的教材中，成为几代读者共同的文化记忆。
北京的文化地标万圣书园曾经数度迁址，书店里总会悬挂一句郑愁予的诗：“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蔡澜
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
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
1963年，蔡澜从日本大学编导系毕业，来到中国香港地区定居，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任制片主任，深得邵逸夫赏识。1982年离职后，蔡澜先后在世纪影业和嘉禾电影任职，监制和策划了一系列成龙电影，包括《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等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成龙一度受到香港地区黑社会威胁，嘉禾老板邹文怀让蔡澜把成龙带走，“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蔡澜带着成龙、洪金宝和编剧陈景生，把全世界都当作片场，先后涉足前南斯拉夫、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在他眼里，剧组是个大玩具，他会去找最漂亮的旗袍给女演员，把某个吃饭的菜品布置到最好，尽可能地将这个玩具做得好玩、精致一些。
1989年到1990年间，由黄霑、倪匡和蔡澜主持的粤语访谈节目《今夜不设防》创下70%的收视率，蔡澜将其归功于他们私下里相处时就展现出来的轻松幽默的风格。三个人在节目里抽烟，找美女聊天，喝醉了也照样录影，留下了诸如张国荣醉酒点烟、周润发卧倒沙发、张曼玉“我选港姐就是爱慕虚荣”等经典场面。
“风流才子”或许是蔡澜身上最著名的标签，蔡澜生前频繁谈及自己对女人的态度，这也是他争议最集中的部分。人们对于这些言论的评判也呈现了两极化的趋势，一边是“真性情”“才子本色”的肯定，但也有声音认为，其中有着明显的物化女性色彩。今天回望蔡澜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有些“风流”带来的快意或许不曾被女性共享，而只在男性之间构成互文，无论如何命名，蔡澜们的舞剧已经落幕了。
傅国涌
历史学者、教育学者
1967年–2025年7月7日
1967年，傅国涌出生在浙江省乐清市雁荡山下的一个小山村，1986年进入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1987年起在乡村中学任教。短暂的教师生涯后，他开启了十年苦读与写作，自1999年起，先后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累计近200万字。2003年，傅国涌所著《金庸传》出版，此前的金庸传记多以小说家身份切入，傅国涌却着力发掘金庸的报人身份，金庸主持《明报》笔政，定位于以“公正与善良”为宗旨的中立立场，由小到大，成为中国香港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大报，而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办报的副产品。这部引发讨论热潮的作品，是傅国涌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利用周末写成的。
写作生涯晚期，傅国涌将兴趣转向了一百二十年前的日本留学生群体，由于繁体出版环境的波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在日本以简体中文出版，名为《在东京重造中国》。傅国涌曾在《论时间》一文中写道：“与垃圾时间相反，人类需要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人的自我完成，也是人在创造中生成时间⋯⋯在魏晋的乱世中，嵇康、阮籍和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他们都以自己心灵的努力，在垃圾时间中活出了自己的黄金时间，在自己身上克服了他的时代。”
许倬云
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1930年9月2日–2025年8月3日
许倬云曾形容自己是“在磨盘上长大的孩子”：7岁起即逢抗战，随家人内迁，辗转沙市、老河口、万县等地。又因先天肌肉萎缩这与生俱来的伤残，常被放进箩筐里或土墩上，逃荒路上亲历轰炸与饥馑，目睹街市成焦土。1948年冬，许倬云随母亲与弟妹渡海赴台，次年考入台湾大学，原填志愿为台大外文系，但因国文、历史成绩突出，被校长傅斯年召见，在其亲自劝说下，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从此以史学为终身事业。
1953年从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许倬云先后在台大文科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深造，研究上古史以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学成后一度任台大历史系主任。与褒贬不一的学术成果相比，许倬云在两岸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复杂面向更不可以“但悲不见九州同”盖过：他曾深受美国民权运动影响，凭早年与蒋经国等政要往还的个人人脉，不断向中国台湾决策层与社会大众频频发声，并通过为岛内两大报撰写社论，劝谕当局重视法治，松绑言路管控等等；晚年转向中文写作后，许倬云着眼“大历史”，高频现身视频节目与直播论坛，与大陆的文化界人士对话。疫情时期，许倬云常与年轻人连线，他希望年轻人“认识到自己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大写的‘人’。”
刘道玉
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武汉大学原校长
1933年11月24日–2025年11月7日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要开科教座谈会，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刘道玉参与会议筹划，提名武汉大学查全性与会，让他有机会当面向邓小平建言恢复高考，并在会议期间积极推动了高考和研究生教育的恢复。1981年8月，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人民日报》称他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重点大学校长，刘道玉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校风，率先推出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转专业等系列举措，允许学生自由组织社团，提前毕业，乃至在校内外自由转学，大力支持学生进行业余创作或科学研究，武大一度被成为“高校中的深圳”。1988年突遭免职后，刘道玉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20余部关于教育和改革的著作。时至今日，武汉大学校园仍然流传着“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的说法。
马振骋
法语文学翻译家
1934年3月-2025年11月17日
19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在华北平原的乡野，马振骋的包里装着薄薄一册原版袖珍本《人的大地》，他被书中的引言深深吸引，一并记住了作者“神圣古怪”的名字：圣埃克苏佩里。风暴过后，马振骋被调回上海，进入第二医科大学教法语。1980年代初，在出版社任编辑的老友邀他商讨选题，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人的大地》。由于作品篇幅较短，他将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夜航》、《空军飞行员》一同翻译出来，结集出版，此后翻译了波伏瓦、高乃依、纪德、蒙田、昆德拉等重要法语作者的著作。2009年，马振骋翻译的《蒙田随笔全集》获“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2014年，马振骋将米兰·昆德拉新作《庆祝无意义》译为中文，被问及如何面对虚无感时，他回答：“虚无主义是徒劳的，搞到后来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做个普通的人。”
何晴
演员
1964年1月13日-2025年12月13日
1983年，中国香港导演华山在昆剧团练功房偶然相中正在甩水袖的何晴，邀请其出演《少林俗家弟子》中的小琴一角，随后又被导演杨洁发现，在《西游记》中饰演捉弄猪八戒的小角色怜怜，自此开始演遍四大名著的艺术生涯。在1989年的电影版《红楼梦》里，何晴透过出色的眼神戏勾勒出秦可卿的暧昧幽深，被形容为“颜如芙蓉，媚若桃李”，对于这位最早香消玉殒的十二钗，何晴的诠释足够精准、有分量。而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面对原著着墨不多的小乔和李师师，何晴为角色注入了新的传奇色彩：她饰演的小乔大气美丽，通过劝周瑜抗曹、戴孝劝慰诸葛亮吊丧的戏份，演绎出温婉坚强的人物形象；李师师也不再是男性角色之间的工具，她与燕青一同浪迹江湖的场面温馨烂漫，被视为“最好的改编结尾”。
1990年代初期，何晴正式迎来演艺生涯的巅峰期，与演员陈红等人一起被视为那个年代古典美女的标志，在《大众电影》《大众电视》《镜头》等当时国内知名影视刊物上都能见到她的身影。在戏外，何晴曾先后有过两段婚姻，演艺事业也出现波折。在经历第二次婚姻复出时，何晴已经年过四旬，和多数女演员一样，她开始在古装剧与都市剧中出演年轻女演员的母亲形象，经历了戏路窄化的困境。
2015年，何晴被查出脑瘤、接受开颅手术，她曾表示希望在公共生活中保持低调，让大家永远记住她戏中美好的形象。在抗癌期间，她仍会参与昆曲公益传承，并在家乡设立基金资助小学昆曲社团。何晴曾在访谈节目中讲道，“我觉得一个人是否坚强，是看她的行为，而不是看她的长相。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
杨弦
中国台湾地区民歌之父
1950年-2025年12月13日
1974年，正在台大读海洋化学研究所的杨弦开始尝试音乐创作，他在报纸上读到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觉得“新诗很少有这种规律的排列形式，而这首诗的节奏看起来很适合谱曲。”同年夏天，被他谱成歌的《乡愁四韵》在胡德夫个人演唱会上发表，并用吉他配合钢琴与小提琴演奏，余光中在现场给予了高度评价。杨弦的作品风格，既带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气息，也吸收了美国民谣与乡村歌曲的元素，这在197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是前所未见的创作形式。也因为跳脱了既有的民谣创作模式，引起了学院派人士的非议，展开了当时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之外，另一场对“中国现代民歌”的论战。
民歌遍地开花时，杨弦却并未加入“金韵奖”“民谣风”的市场，选择出国深造。尽管仍在写歌，这位“民歌之父”却从未真正进入台湾流行音乐工业，只会偶尔在活动中露面。在二十年前的民歌三十现场，杨弦曾对台下的听众说：“人生最快乐的事，不是你的事业，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在年轻的那个时候，你所高兴、快乐做的那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国际篇】 大卫·林奇（David Lynch）
美国导演、编剧、制作人
1946年1月20日-2025年1月16日
大卫·林奇的电影总是无法赢得理想的票房成绩，虽然数度被奥斯卡提名，却总无缘学院奖项。然而，林奇的影片总能引发长久的思考和讨论。2016年，在BBC的电影专题票选活动里，《穆赫兰道》被评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在林奇看来，穆赫兰道是一条神奇的道路，连接好莱坞和谷区，他经常开车在路上穿行，想象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以及永无边界的黑夜。
林奇并不是一个活跃的社交媒体玩家，更多时候保持老派，他在每条推文开头都会写上 “亲爱的推特朋友们”，只有当他想为基金会或慈善事业提高曝光时才会露面。当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布竞选总统时，林奇却兴奋地发布了一系列推文表示支持： “耶！伯尼·桑德斯竞选总统！！”
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
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
1947年6月15日-2025年2月3日
1967年，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图书馆里，数学系本科生布洛维正翻找着专业书，数学专业早已让他百无聊赖，却无意中看到了一本《自杀论》。彼时全世界的左翼运动正风起云涌，剑桥却仍然一派康河柔波的景象，他期待从书中学习自杀的诀窍。所幸这本书来自社会学先驱涂尔干，后者的观点让布洛维震颤：个人自杀是社会的过错。社会结构与个人选择的张力令人着迷，布洛维决意做一名社会学家。
回溯二十世纪的思想谱系时，人们往往将西方左翼以学术观点并置，而忽略内在的代际划分。布洛维决意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当口，正值六七十年代之交、东风与西风攻防转换之时，布洛维并未选择乘新保守主义的顺风，而是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劳动——从矿井、机械车间、钢铁厂、香槟厂到家具厂，从赞比亚铜带省、美国芝加哥市郊、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到俄罗斯北部的科米共和国，将行动贯穿于书写之中。在《制造同意》中，布洛维揭示了资本主义下，工人如何积极地再生产了他们自身的受剥削状况，而在写作《生产的政治》时，布洛维跳出了工厂内部视角，将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等因素纳入考量，并创造出了“工厂政体”这一重要概念。
在“工厂政治”摇身一变成为“大厂企业文化”的今天，平台经济的劳动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洛维的理论观点也许显得古典甚至过时，但他对具体劳动过程的关注仍在提醒躺椅上的同行者：深入每个时代的“工厂车间”，才能避免晦涩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的数据堆砌，不致沦为廉价的自我感动。
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秘鲁作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36年3月28日–2025年4月13日
略萨早年间曾受拉丁美洲社会思潮感召，加入秘鲁共产党，凭借讽刺军方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跻身拉美文坛，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一道，成为“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古巴革命落幕后，略萨转向支持民主政体，并坦言自己深受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一度淡化了写作中的社会批判，甚至在1990年作为中右翼候选人参加了总统大选，选举落败后，他应聘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职，重新以写作关注和介入现实政治。数十年时间里，略萨都在给不同报刊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时事评论，话题涵盖了拉美民主运动、全球化进程、流行文化、女性处境等。略萨在中文世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1969年出版的《酒吧长谈》，这也是他本人最钟爱的作品，以奥德里亚将军独裁统治时期的秘鲁为背景，通过酒吧中的一次长谈，描写了专制政权如何让社会腐朽不堪，也揭示了强权之下知识分子的荒诞困境。
2010年，因“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略萨曾提到写作对自己的意义：“现今，每天清晨睁开眼，想到竟然能把一辈子的精力都花在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事情上，还可以靠它生活，而且活得还不错，我就感到惊喜不已。”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
1929年1月2日–2025年5月21日
1929年，麦金泰尔出生于格拉斯哥的一个医学世家，经过严谨的古典学与哲学训练后，以23岁的年龄开始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哲学，此后遍历英美顶级学府。在学术生涯早期，他的研究重心是马克思主义，曾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兼容性。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已基本告别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逐渐转向一种托马斯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来源于一种严重的道德无序状态。在代表作《追寻美德》（After Virture）中，麦金泰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只是现代性内部的争论，问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道德话语都被抽离了历史语境，成为碎片化的分歧和指责，因此今天的道德语言只能表示分歧，并且无休无止。
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
肯尼亚作家，后殖民理论家
1938年1月5日–2025年5月28日
1938年，恩古吉出生于东非肯尼亚的卡米里苏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当时肯尼亚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他十几岁时便经历了反殖民政府的“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在英国的利兹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恩古吉成为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讲师。1977年，他的剧作《我想结婚就结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上演，激怒了肯尼亚当局。政府逮捕后未经法庭判决，就将他关押在最高安全监狱里。他的书和戏剧均被禁。在被关押期间，他决定不再用英语，而是改用母语基库尤语创作小说，关注肤色歧视给黑人带来的心灵创伤。
作为后殖民理论家，恩古吉极为重视语言问题，对殖民教育体系的启蒙叙事抱有深刻的怀疑，他认为英语和法语等殖民语言仍在对同胞进行精神奴役，进而将殖民主义内化，也即自我种族歧视。恩古吉曾表示：“我的政治抱负将永远通过写作实现。”
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
美国作家、评论家
1940年1月13日–2025年6月3日
在自传体小说《美丽的房间空空如也》中，埃德蒙·怀特回忆称，自己曾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因接受同性恋“扭转治疗”而选择放弃，转而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中文。此后，他再次拒绝哈佛方面的邀请，追随恋人前往纽约，并亲历了石墙事件。怀特曾在《时代生活》（Time-Life）工作，由此开启文学写作生涯，其首部小说《遗忘埃琳娜》（1973）曾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赞赏。他一度长期居住于法国，与米歇尔·福柯保持密切往来。20世纪90年代起，怀特进入高校任教，先后在布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作。2019年，怀特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终身成就奖。
柯文（Paul A. Cohen）
美国历史学家，中国研究学者
1934年6月2日－2025年9月15日
二战后，美国因推进其世界战略，需要大量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和信息，区域研究就此诞生并蓬勃发展，彼时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模式为主。作为美国第二代汉学家的代表人物以及费正清的学生，柯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柯文分别批判了“冲击与回应”学说、“现代化”理论和“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他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而是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由于挑战了当时的主流学术观点，这本书的出版并不顺利，辗转了几家出版社才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接手，最终于1984年面世，1989年承接“文化热”的尾声进入中国，并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区域史和社会史转向。
虽然柯文对导师的学术观点持批判立场，但费正清第一时间阅读了书稿，并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极大帮助。 费正清对下一代学人的“慷慨”也影响到了柯文，当老师之后，柯文也秉承了这一传统，“我记得费正清60岁曾对学生们立下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
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
美国演员、导演、编剧
1936年8月18日-2025年9月16日
雷德福去世后，许多悼词都使用了“金童”（golden boy）来形容这位银幕情人，他具备好莱坞古典偶像的一切特质，一度成为日常语言中的代词，形容一个男人相貌平平时，人们往往会说：“他可不是罗伯特·雷德福。”然而，雷德福并不欣赏这种雕像式的崇拜，在早年几部大众情人式的作品完结后，他将重心转向关切现实问题的小成本影片，主演了聚焦水门事件的《总统班底》，以及讲述中情局阴谋的《秃鹰七十二小时》。五十年代末在法国学习艺术期间，雷德福曾深受巴黎政治风潮影响，他曾在电视节目中直言“我开始意识到，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被灌输的是一种神话。”八十年代转型导演后，雷德福凭首作《普通人》获得最佳导演奖，此后创立了圣丹斯电影节，他曾表露行动的初衷：“因为我深受一种美洲原住民理念的影响：当你从土地上取走过什么，就应该留下些什么。”时至今日，圣丹斯电影节仍是影坛新人崭露头角的最优机会之一。
约翰·塞尔（John Searle）
美国哲学家
1932年7月31日—2025年9月17日
塞尔因在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而闻名，曾撰写了大量关于意识和心智、意向性以及言语行为理论的著作，被视为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中国读者而言，塞尔最著名的或许是名为“中文屋”的思想实验。在《心灵、大脑与程序》一文中，他假设有一个不懂中文的人被锁在一间屋子里，一边收到写有中文的条子，一边输出中文。对他来说，中文只是没有意义的涂鸦，但他手中有一本关于中文排序的英文转换说明书，可以据此按照正确的句法将汉字拼凑起来。因此，如果有懂中文的人看到他按照说明书一个字一个字拼凑输出的句子，一定会认为屋子里是懂中文的人。塞尔以此向强人工智能发难，指出图灵测试与大脑思维没有任何关系，即使AI通过测试，也并不具有人类心智。2019年，由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定他违反了性骚扰政策，塞尔被剥夺了名誉退休教授身份。2017年，他曾因性骚扰被起诉，但未获胜诉。多年来，学校曾收到过多起针对他的性骚扰投诉，曾被指认有包庇嫌疑，塞尔在争议和自我辩护中度过了凄凉晚景。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
联合国和平使者，英国生物学家
1934年4月3日-2025年10月1日
1960年，26岁的珍·古道尔带着笔记本、望远镜和对野生动物的热爱，进入了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Gombe Stream National Park）。当时的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只是一名秘书，经过数月的观察，她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这一发现被认为“重新定义了何为人类”。1977年，她创立了珍·古道尔研究所，致力于保护该物种并支持旨在造福动物和环境的青年项目，晚年成为全球人权、动物福利、物种和环境保护以及许多其他重要议题的倡导者。
2025年10月3日，Netflix上线了古道尔生前录制的采访视频《最后一席话：珍·古道尔博士》。在不到一小时的对话中，她回忆了母亲早年的鼓励，观察自然的乐趣，怀疑人们是否了解文化偶像之外的自己，并且抨击各国政要，希望他们被塞进马斯克的太空飞船，和后者一起扔去火星。随着镜头拉近，古道尔留下了她的遗言：
“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能否找到命定的使命，你们的生命都弥足珍贵，你生命的每一天都在影响世界，而你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影响。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便今天世界陷入黑暗，希望仍然存在，不要失去希望，否则你们将会麻木不仁、无所作为，如果你想为后辈拯救地球，就请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再小的行动乘以数十亿都是极大的改变，我只希望你们明白，地球上的生命并非重点，我确信死亡之后仍有生命延续，意识永存，现在我不能向你们分享这个不该由我分享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们，当你们离开地球后会有何发现，但我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你们死后的生命形态。”黛安·基顿（Diane Keaton）
美国演员、导演、制作人
1946年1月5日-2025年10月11日
黛安·基顿的演艺生涯起步于1968年的百老汇，在她出演的《发胶》中有一场“可选择”裸露的段落，基顿选择拒绝裸露，并非因为自己性道德保守，而是女性的身体不应成为被观赏的“道具”。在绝对男性气质的《教父》中，她饰演的凯·亚当斯用一个迷惘而失望的眼神将结尾推向高潮，留下了一个无法归档的女性形象。真正让基顿进入电影史的是1977年的《安妮·霍尔》，她穿着自己的日常服饰出镜表演——宽松马甲、西装衬衫、长领带和圆顶礼帽——这在当时是专属男性的装扮，从此开启了影响几代女性的“安妮·霍尔风格”（Annie Hall Look），成为70年代时尚史的节点，也是今日“知识分子穿搭”的起点。拉夫·劳伦曾形容她为“把自由穿上身的女人”。整个演艺生涯，基顿都以浪漫独立的女性形象活跃在银幕上。好友伍迪艾伦曾经评价：“所有规则在谈论黛安·基顿时都会失效，她与这个星球上出现过或可能再见的任何人都不同，她的面容和笑声能照亮她进入的任何一个空间。”
仲代达矢（Tatsuya Nakadai）
日本演员
1932年12月13日-2025年11月11日
1945年5月25日，东京山手空袭时，刚刚结束国民学校初等科学业的仲代达矢遭受了美军B29飞机投放的燃烧弹袭击。他在逃跑途中发现一位住在附近的少女，和她手拉手一起逃跑。在找避难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拉着的手变轻了：少女被燃烧弹直接击中，只剩下他握着的一只手臂。仲代坦言，即使到80多岁的时候，这一景象有时也会出现在他的梦中。“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意识到战争（重演）是绝对不行的。”仲代始终不能理解，前一天还在高喊“英美是魔鬼畜生”的大人们，一夜之间转变为亲美派。童年创伤所造就的心理空无，使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角色“容器”。从1950年代开始，他就主演了一系列影史杰作，如《人间的条件》《用心棒》《切腹》《大菩萨岭》《影武者》《乱》等，其中不乏反战题材的影片，屡获奥斯卡及三大电影节奖项，2019年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自1954年拍摄电影《七武士》起，仲代达矢多次担当黑泽明电影的男主角，横跨三十余年。黑泽明的舞台和剧本与仲代达矢的表演相互映照，二人的组合被视为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例证。
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
英国剧作家
1937年7月3日—2025年11月29日
斯托帕德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童年时以犹太难民身份离开祖国，躲避迫在眉睫的纳粹占领。他曾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大吉岭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三年，战后于1946年随母亲定居英国。先后在诺丁汉和约克郡的学校接受教育后，他成为一名记者，长期负责剧评版块，并于1960年开始从事剧作创作。1967年，戏剧《君臣人子小命呜呼》在伦敦国家剧院首演，斯托帕德一夜成名，移师百老汇后，拿下包括最佳戏剧在内的四项托尼奖。他善于创作充满思想交锋的幽默对话，对经典文本和历史人物再创作，有着明显的荒诞派色彩，曾五获美国戏剧界最高荣誉托尼奖，三获英国戏剧界最高荣誉劳伦斯·奥利弗奖。1997年，因在戏剧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英国女王授予其爵士头衔。
斯托帕德并不认同同时代剧作家中盛行的左翼政治立场，他形容自己是“胆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曾并以机锋回应批评：“我宁愿写《小熊维尼》，也不想写完全集的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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