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股配资刘邦与秦始皇，是仇人也是真正的知己，秦的天下交给他，不亏！

要聊秦汉之交的那段往事，就绕不开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的一个判断。他用两句非常经典的话，精准地概括了秦末汉初的时代风云，那就是：“非张楚不能灭秦，非承秦不能立汉。” 前半句“非张楚不能灭秦”优股配资，意思是说，在秦朝的末日钟声里，如果没有楚地出来的这帮人，反秦的烽火是烧不起来的，强调了楚地势力的关键作用。那么，更耐人寻味的后半句“非承秦不能立汉”，又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密码呢？

当我们讲述秦汉这两个王朝的关联时，常常会使用一个成语，叫做“汉承秦制”，以此来形容两个朝代之间的接续脉络。但实际上，所谓的“承秦立汉”，汉朝对秦朝的沿袭，远不止是制度这一个维度。

一、继承秦的帝国大业

首先，让咱们将目光稍稍拉回到秦朝末年的战场上。我们都晓得，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掀开了天下共同反抗秦朝的序幕。虽然大泽乡起义本身没能走到最后，但他们竖起的“张楚”大旗，实际上为后来的许多事件埋下了伏笔。秦朝的统一是建立在吞并东方六国的基础上的，秦在消灭六国的征途中，由西边向东边逐步推行郡县制度，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基层实现更强的掌控，最终打造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这样的组织形态，在中华大地上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然而，这种触及天下根本秩序的巨大变革，通常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慢慢化解旧有模式的强大惯性。可大秦帝国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时间，它的国运太短了。短短十多年的光阴，根本不足以彻底消除掉旧秩序留下的习惯势力。人们对于过往那种诸侯并存局面的熟悉与认同，特别是旧六国百姓对自己故国和宗庙社稷的执着情感，在这十几年里并未完全褪去。所以，当陈胜吴广举起“张楚”旗帜的时候，自然就会让旧六国的王孙贵族们心生联想：我能不能也来个“张齐”、“张韩”、“张燕”呢？

于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秦末战争的属性便悄然发生了转变：从起初的农民反抗，逐步演化成了旧六国贵胄们的复国运动。并且，这场复国运动还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最典型的标志就是项羽在灭秦之后搞的诸侯大分封。至少从表面上看，整个天下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列国并存的那个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刘邦角色的演变。他起初是反秦力量的首领之一，秦朝覆灭后，刘邦被册封为汉王。接着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迅速扫平了章邯等三位秦朝降将的地盘，重新把秦的故土收入囊中。此后，刘邦以这片秦国旧地为根基，向东走出函谷关，开始和项羽争夺天下。这等于把秦始皇当年的征服之路又重走了一回，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秦国消灭东方六国的第二季。通过再次征服东方各国，刘邦重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并重新巩固了皇帝制度。

因此，便有观点认为，刘邦建立汉王朝，实际上是摘取了旧六国复国运动的胜利果实。这一点，从汉代都城的选址上也能找到佐证。刘邦起初想建都于洛阳，此时有个叫刘敬的人劝他说：“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 这番话其实是委婉地提醒他，您在关东地区树敌太多，在仇家的包围圈里建都，恐怕不太安稳。这便是“承秦立汉”的第一个层面，也是田余庆先生所强调的，汉朝继承秦朝最核心的一点：承续帝国的基业，延续了皇帝制度。

二、占据秦的战略要地优股配资

在楚汉相争的历程中，刘邦从汉中地区挥师北上，飞快地控制了秦朝故地关中平原，随后向东挺进函谷关与项羽一决雌雄。可以说，在这场争霸战里，秦的旧土成了刘邦问鼎天下的战略基地和稳固的大后方。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的汜水之北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确立国号为“汉”。紧接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刘邦和他的智囊团对新王朝的首都应该设在哪里，展开了一番深入讨论。刘邦的本意是想模仿西周，当年周公东征平息了东方的叛乱后，在“天下之中”的洛阳修建新都，以此来彰显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刘邦对于这种恢弘的气魄和格局自然也是心向往之。但后来，刘敬、张良等谋士都劝他放弃这个想法，于是刘邦便将都城迁到了长安。长安就在秦朝旧都咸阳的东边不远处，这一举动，等于完全继承了秦国以关中为核心来治理天下的空间战略布局。

三、任用秦的旧有人才

下面，我们来探讨“承秦立汉”的第三个维度：使用秦国的人。或许有些朋友会猜测，刘邦作为反秦大军的领袖之一，又是亲手终结秦王朝的人，秦地故人难道不会对他心怀怨恨吗？事实却并非如此。北京大学的陈苏镇教授，在他的专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里，曾详细考证过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军队的士兵来源。他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秦末战争里还处于被征服者地位的秦人，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反而调转过来，成了征服东方的主力军，他们为汉家帝国的创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秦始皇横扫六国时，秦人那种能征善战的性格，在十五年后并未减弱。刘邦曾多次从关中征调兵员，招募三河地区的壮士。在他身边，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叫“郎中骑”，其主要成员就是由秦人组成的。我们都清楚，在楚汉争霸的终局，项羽在乌江边自刎身亡，他的遗体被分成了五块，由五个人抢到。这五个人里面，就有三位是“郎中骑”的成员。刘邦先前许诺过，“诛项羽者封万户侯”，后来他也确实履行了诺言，让这五个人共同分享了一个万户侯的爵位，每人分到大概两千多户。另外，依据陈苏镇教授的考证，《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所载的功臣里，有九到十个是秦人，其中吕胜、杨武、杨喜就是参与分割项羽遗体的郎中骑成员（见《史记•项羽本纪》）。

四、沿袭秦的典章制度

关于汉朝初年的政治体系源自何处，学界其实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是“汉承齐制”，有人说是“汉承楚制”，还有观点认为“汉家法周”。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典章都对汉初的政治架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目前学界公认度最高的观点，依然是“汉承秦制”，至少可以说秦朝制度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剖析汉初对秦制的继承情况。

首先是在法律体系方面的接续。谈到秦汉间的法制，人们总会引用《史记•高祖本纪》里的一段记载：“与父老约优股配资，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这是刘邦进入关中后颁布的政策。《史记》里的这段描述，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刘邦进关之后，就把秦朝的法律给全盘废除了。然而，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特别是一些秦汉竹简的出土和解读，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比较集中地记录了秦代及汉初法律制度的竹简，秦简方面有睡虎地秦简，尤其是其中的《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篇章，记载了大量秦代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的案例；汉简方面最重要的，是上世纪末面世的张家山汉简（出土于湖北江陵），特别是其中的《二年律令》，记录了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到吕后二年期间的大量法律条文。许多学者通过对这两种竹简的对比研究，明确指出了汉初法律对秦律的直接继承关系。由于篇幅所限，具体的比较分析过程，大家可以去查阅高敏等学者的研究著作，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史记》里关于“约法三章”的这段叙述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占领关中的初期，刘邦政权为了安抚民心，放宽了针对普通民众的刑事法律限制。无论是伤人、杀人还是盗窃，这些都属于刑法的范畴。但这并不能等同于他们废弃了整套秦法。因为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法律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当时的法律体系里，不单单包含刑事法，还包括了大量的行政法规，也就是关于行政管理制度的规定。比如，税收如何征缴，政府层级如何划分，每一级机构设置哪些岗位、人员编制多少，公文的上传下达遵循什么规则，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政府运转的基础规范，是不可能被废除的。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刘邦的队伍进入咸阳城后，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秦宫的金银珠宝上，唯独萧何，跑去收集了所有秦朝的律令、文书、档案和图册。通过萧何的这一举动，刘邦集团得以掌握整个天下的山川地理、户口信息，也继承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秦代法律框架。后来汉朝著名的《九章律》，就是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注意区分，一个政权的覆灭，和它所建立的制度体系的崩溃，并不一定是同步发生的。

其次是官僚制度方面的传承。我们可以看一下汉初官制的基本框架：丞相是萧何（高帝元年，即公元前206年受封），太尉是卢绾（高帝五年，即公元前202年受封），御史大夫是周苛（高帝元年受封）。还有廷尉义渠（高帝五年受封），治粟内史襄（高帝元年受封），典客薛欧（高帝五年受封），此外还有卫尉、郎中令、太仆、奉常、宗正、少府等官职。这套班子，完全是沿袭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

再次是爵位等级的继承。我们知道，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建立了一套二十个等级的军功爵位制度，并根据爵位高低赐予相应的田产、房宅和奴婢等经济特权。关于汉朝初期的爵位制度，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在高祖元年之前，曾短暂实行过楚国的爵制，但从高祖元年开始，就明显地向秦国的爵制转变。这个转变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得以确立（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因此，在反映汉初制度的张家山汉简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汉初采用的就是二十等爵，从爵位的名称到与其挂钩的经济待遇，都和秦代一模一样，这也是对秦制的一种直接沿用。

文史君说

总而言之，汉朝对秦朝的继承是全方位的，它囊括了皇帝制度、秦的疆土与空间战略、秦地的人力资源，以及秦的各项典章规章等等。当我们谈及中国古代的帝制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秦始皇的开创之功。秦始皇确实是皇帝制度及其配套统治体系的创立者，但在他有生之年，对这套体系的建设和巩固工作并未全部完成。后续的这些完善和发展任务，是由刘邦和他的团队来接力完成的。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虽然刘邦亲手断送了秦始皇“愿万世一系”的家族梦想，但在思想层面和事业的延续性上，刘邦或许才是秦始皇最真正的灵魂知己。